其实京城出现了什么变故，基层军民、官吏基本上不去管也管不着，他们只在意收入有没有少了，物价有没有上涨。
平稳过渡是黄汉既定方针，为此做了大量前期工作，控制好粮价就能够较好的稳定物价。
这些年推广高产农作物，兴修水利设施，在南直隶南通州、扬州、泰州、海州修建船闸和大量小型套闸，提高田亩的抗灾能力。
黄汉所做的一切没有付之东流，较好的遏制了天灾，粮食总产量能够基本保证口粮供应。
这当然也是得益于推广户口本、粮本制度，给原本没有节操的粮食市场制定了最高限价，做粮食生意的商贾想要囤积居奇卖高价绝无可能。
因为价格超过最高限价就会执行紧急状态，老百姓可以凭借粮本按照人口以平价去“红旗大粮行”购买口粮。
有了最高限价这个悬着的利剑，粮商们还真不敢触碰高压线，老老实实做买卖，挣零售、批发之间的差价，挣稻麦加工成为米面的辛苦钱、技术钱。
黄勇率领的龙武水师一直在为海贸保驾护航，每年从大越国、广南国、吕宋、暹罗进口的粮食超过四百万石，而且绝大多数是精米。
有了这些粮食加上屯田分成获得的两千几百万石，用来遏制粮价打击奸商足够了。
万民拥戴的“汉王”高调率领完成平辽的“红旗军”十几万进京，用不着刻意耀武扬威，“红旗军”早就威震天下。
建奴原本是大明北方军民官宦的梦魇，如今被“汉王”打得飞灰湮灭。
稍有实力的大商家都是官僚资本的代言人，他们不但消息灵通，自己也读书、看报，当然意识到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。
巴结还唯恐巴结不上，哪有人胆大包天到敢跟“汉王”斗法？
况且太多大商家的一大半资本进行了实业投资，用来投机倒把的资金本来就已经不多，当然不可能兴风作浪。
后世的房价为何一涨再涨？
很大原因就是资本在推动，无他，拥有资本的人群越来越多，投资渠道太少，钞票贬值的速度太快，一个个都认准了屯房包赚不赔。
最后可怜的想拥有自己窝居的刚需者透支了一辈子的收入，从炒房客手里买高价房，算算账，那些几百、上千万的房子，相当于全部是用白银铸造了。
黄汉本着负责任的态度，不仅仅要出台政策法规遏制资本的贪婪，还要引导资本进入实业，国内如果容纳不下，干脆引导资本参与征服、扩张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已经渐渐适应了寂寞的崇祯忽然间又见到了大臣，那是黄汉授意下组建的劝退说客团。
以郑国昌、温体仁、杨一鹏、张凤翼、梁廷栋、吴襄、张之极、朱纯臣、张至发、孔闻诗等等大臣、勋贵组成的三人团轮番进入紫禁城跟皇帝聊天。
所有人都表达了一个意思，劝崇祯识时务，早日禅位，明确指出整个京城都由“红旗军”接管了，大明锦衣卫、东厂如今都投靠了“汉王”。
如果皇帝执迷不悟，保不准就会出现某个“红旗军”将领为了邀功直接带兵冲入紫禁城杀害皇帝。
但是如果崇祯选择了禅让，那时“汉王”会杀白马盟誓护佑皇室周全，谁敢向朱明皇室下手，等待的将是诛灭九族的严惩。
机深刺骨的温体仁说话很直白，明确指出皇帝如果执迷不悟，众臣也有应对的办法，完全可以宣布当今天子中道崩殂，届时扶植太子或者某个皇子继位。
那时再威逼年幼的新君禅位还有难度吗？
温体仁劝皇帝莫要再固执了，何必非得把紫禁城搞得血雨腥风？
这些大臣、勋贵不仅仅每天上午、下午雷打不动来找皇帝游说，还轮番劝说太子朱慈烺。
温体仁、张凤翼、梁廷栋等等劝说皇帝还能够保持该有的礼数，劝注定登不上皇位的末路太子就有些倚老卖老了，有些话说出来就是赤裸裸的威胁。
他们指出“汉王”仁慈，愿意保全朱明皇室，愿意给皇室成员荣华富贵。
但是谁能保证“汉王”系文官武将在久久得不到崇祯皇帝答应禅让消息的情况下，还能够保持克制！
朱慈烺本来就不是个硬骨头，被连哄带吓顿时没了主见。
他干脆来到御书房觐见父皇跪求，明确表态，不求有朝一日当皇帝，只求这辈子平平安安做个富家翁就心满意足了。
崇祯虽然刚强，但是也有柔软的一面，他其实还是很在乎几个儿子。
历史上的他逼皇后殉国，流着泪亲手杀了年仅六岁的昭仁公主，断了坤兴公主的左臂，却没有下手杀几个儿子，而是安排他们逃亡就可见一斑。
如今几个儿子貌似都在“汉王”掌握之中，崇祯莫名的感到恐惧。
没几天他从郑国昌口中得知黄河防线的六万京营精锐已经被“汉王”整编，待到黄河冰冻之时将要和十几万“红旗军”一起南下收复中原。
最后的一丝希望破灭了，崇祯这才意识到大势已去，内心里已经开始动摇。
京城里的龌蹉不会影响“红旗军”将士们的军事行动，憨子和孙传庭、陈奇瑜率领将士们跟已经运动到位的人马汇合后没有急着渡过黄河。
一是因为此时组织二十万人马渡河费时、费力不划算，还是等一个多月后黄河结冰发动总攻最理想。
二是“红旗军”要跟刘之纶、方正化的六万京营精锐人马混编，有一两个月的磨合期才能够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