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林小说>都市现代>万历闲臣>第一百六十七章、赌一局

三万两!

特么的!

怎么能难倒我?

水墨恒休整三天,暗中做了件事。然后分文不装,信心十足出了丁香胡同。

在灯市口南,有一个地方,每天人山人海,川流不息,叫“长乐坊”。

长乐坊是一间大的赌坊,水墨恒曾经带朱载垕来玩过一次。那次打双陆,朱载垕输得一塌糊涂,最后实在没辙,将巡城御史王篆叫来才摆平,狠狠地出了口气,开心得不行。

此时的水墨恒已今非昔比,且不说升了官儿,单就他在北京城的名声,与一年前不可同日而语。

长乐坊分东西两院。

东院以棋牌为主,什么樗蒲、双陆、骨牌、叶子戏(后转化为马吊牌,再后来便转化为我们今天流行的麻将)……样样都有;西院以斗鸡、斗蟋蟀为主。蟋蟀又名促织,这是京城最有名的斗蟋蟀场所。

赌博,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,先秦时期便普遍存在,可谓源远流长。

对于赌博,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禁令和处罚手段,可奇怪的是,此消彼长赌风难肃,没有一个朝代将此禁止过。

明太祖朱元璋曾为禁赌大行肉刑,还特意为赌徒设立了专有的监狱,称之为“逍遥牢”,也没能杜绝。

毕竟,赌博有时也属一种娱乐。正所谓大赌伤身小赌怡情,大小的界线本就很难区分。

而当前世风不好,赌禁日益松弛,赌博公然行于各大都市,很多士大夫甚至以不工赌博为耻。

上至皇帝、士大夫、军官、太监,下至普通士兵、无业游民、市井无赖,全都参与赌博。

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极为罕见。

以致于明亡后,清初著名诗人、娄东诗派开创者,也即“江左三大家”之一的吴伟业,在《绥冠纪略》中认为:明朝亡于马吊。

当然,这个说法与“明朝亡于崇祯之手”一样,有失偏颇。

……

长乐坊最火的游戏是斗蟋蟀。

斗蟋蟀始于唐朝天宝年间,本朝称之为促织戏,在北京地区十分流行。特别到了明宣宗一朝,因他本人酷爱斗蟋蟀,曾密诏苏州知府进贡一千头至京师,一时间,苏州蟋蟀奇货可居。

而斗蟋蟀的盆子也跟着吃香,尤其是宣德窑产的,争相抢购。当时民间流传一首歌谣,戏说此事——

促织瞿瞿叫,宣宗皇帝要。百货皆作贱,蟋蟀盆子俏。

长乐坊无论白天还是晚上,都人潮如涌。

水墨恒满面春风的来了。

斗蟋蟀的主场是一间宽阔的大厅,面积估摸着至少有水莫居的五倍大。

这里共有四个场子,每个场子正中摆着一张矮脚红木桌,旁边放置三把椅子,供主斗双方主人打对面就坐,加上裁判。

每个场子四周另摆了许多条长板凳,由里至外一层高过一层,像赛马场的观众席。

大厅的四周,还设了一间又一间的雅房,供有身份的人休息娱乐之用,促织大战一开始,他们便纷纷投注。

这儿堪称豪赌,一掷千金不在话下。

曾有人在这里一夜暴富,更多的人在这里倾家荡产。

但因为刺激,谁都爱来。可也不是谁想进来就能进来的。

大凡来这儿的赌客都需携带一定的银钱,因为人实在太多,需要控制。没钱不让进,进来时先得炫耀一下手里的票子。

相当于入场券。

这是规矩,也显档次。

“这位客官,请出示——”看门的不认识水墨恒,将他拦住,意思很明显,要出示“入场券”。

水墨恒不慌不忙,指着自己的脸,不说话。

看门的正准备抬手撵人,突然听到后面的赌客惊喜地喊道:“水大人?真的是你?卧槽,你怎么高抬贵脚跑这儿来了?”

水墨恒也不认识对方,回之一笑:“今晚闲得慌,就想进来凑凑热闹,却忘了带钱,你说这事儿。”

“哎呀,就凭水大人这张脸,也值个三万五万的,还要啥钱,请进请进。”赌客虽是逢迎之语,可话儿说得够真诚。

水墨恒听着很受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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