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读小学的时候，她离开了那座工厂，考虑着继续去当小学老师，可是当老师已经需要拿到“教师资格证”。有段时间，我回家时总能看到她趴在书桌上看书，可后来还是没考上，她也不打算尝试第二次。
我不知道她的其他人生经历。在很小的时候，我没想过问，听到了也不能理解。年纪大些之后，我还是决定不问，她就更加不会主动地说。因为我考上了一所好大学。
在我小时候，我的一切优良基因都来自于她的遗传。但我和她不一样。
非要说的话，我和陈平安才是同样的人。我们从来都比身边的其他人更聪明，从来不指望得到什么真正的理解。老师用自己的方式来鼓励、管理学生，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装作被鼓励，被哄骗，被井井有条地管理。我们成摞成摞把奖状拿回家，留下原件和复印件，随时准备着来证明自己的优异。
母亲以脾气暴躁闻名。她喜欢在旁人面前骂我，有些时候还会动手。我必须哭，而其他人会把我拉到旁边的房间去安慰。他们会告诉我，母亲很爱我，甚至常常在旁人面前夸赞我。他们觉得这说明母亲很爱我。
我只能勉强理解她，耐着脾气和她相处。有时候我看着她，不知为什么就会哭出来。她不会安慰我，反而会冷静下来，神色里带着悲悯。
一个病人能否意识到自己需要医治？
我的母亲，她自己就是万物的标准，万物的尺度。
撕我书的是她。因为觉得都是“闲书”，是不务正业。父亲的解决方式是，把书页重新黏好，重新放到我桌上。这就是他们相处并对抗的方式。他们吵过架，有次父亲喝醉了酒，正在阳台上吃梨。念念叨叨的是她，而父亲把梨朝地上猛地一摔。家里安静了。果肉在瓷砖地上碎着，也没人去收拾。如果是在地板上碎的，母亲或许还会勤劳些……但瓷砖并无大碍。
等父亲醒了酒，这件事已经人尽皆知。“他摔了一个梨，摔得稀巴烂。”母亲不去想这件事听起来有多好笑。“他想动手打我了。”这就是他们相处并对抗的方式。
有那么几次，我坐在地上哭，而她闯进屋里冲我指指点点。她总是无比真诚，语调高亢，咬字清晰，脸上涨得通红，就好像生出我来是她命中注定的最大不幸。我不能反对她以显得叛逆，也不能顺从她以显得讥讽，还不能沉默不语……有次我打定主意沉默不语，而她整整骂了半小时，越说越生气，最后冲进来拿拖鞋抽打我。不疼。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表现得疼。
就像任何普通的家暴一样。伤害，弥补，伤害。
母亲会愧疚，会做我喜欢的饭菜，会不再干涉我的阅读和写作。她会说服自己这都是因为太爱我，她对此深信不疑，并且要求我也深信不疑。
我试过做家务，只会给她更多的机会嫌弃我笨手笨脚。她总觉得我应该早就什么都会，像她一样……她十岁就开始给家里做饭了。我不能说那些饭菜不好吃，也不能吃得太少，否则就是对她的嫌弃。“辛辛苦苦给她做的饭，吃两口就走了……”她会在我背后嚷嚷。“我伺候她都不行，还指望她能伺候我？养了这么个孩子我觉得丢人，我没指望过要她一分钱。”而我没指望过拒绝。
她会在和我视频的时候落下泪来，说实在太想念我。
我把这些事情都讲给陈平安听了。她还是坐在自己的桌前，做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文献梳理。左手边摊开了好几本书，空白处用铅笔写满了批注。
我盯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儿，才用“其实我和父母的关系一直挺不健康”来开场，非常拙劣的开场。陈平安转过身子来看我，像游客看被困在动物园里的动物。
我早就已经变得正常了。至少没再有什么小心翼翼的、无法克制的行为。
初中的时候，每次上床睡觉前我都要把拖鞋摆成一定角度。父母觉得我关灯很磨蹭，催促过几次。后来有一天，我正在摆弄的时候，发现父亲站在门口。我蹲在地上，用手指小心翼翼地让这双鞋变换摆放的位置。
父亲盯着我。我不知道他目光中有些什么。他走过来，故意朝那双拖鞋踢了一下。千钧系于一发，那根头发断掉了。他关上了灯。可这双拖鞋不能就这么放在地上，我把它们拿起来，塞进被子里。早晨去洗漱的时候，牙刷摆放的角度也变化了，和昨晚不一样。就好像一具被人摆成古怪角度的尸体，它的骨骼肯定已经断掉。昨晚我特意把漱口杯摆在不容易被碰到的地方。
“你在那儿做什么？”父亲问。母亲沉默地忙碌着早餐，她很明白父亲究竟在问什么。我在与我的强迫症和平共处。而他们会一次次提起这件事，会让我承认自己有精神病……然后以这个病症为理由，接管我的整个人生。因为我会是病态的，错误的，并且永远是病态的，错误的。如果不承认就得不到治疗。如果不承认，就得不到救赎。
“刷牙。”我慢慢拿起牙刷，把它塞进嘴里。
那段时间我常常睡不着觉。
我开着灯整宿整宿地看书。装作是在看书学习，其实什么都看。看笑话选集，歇后语大全，中药偏方集锦